终于等来她意甲首秀!时隔一年多后,朱婷重返赛场******
北京时间3日凌晨进行的2022-23赛季意甲女排联赛常规赛第四轮比赛中,斯坎迪奇主场3:0击败卡萨尔马焦雷。本场比赛,中国球员朱婷替补出场,成功完成意甲联赛首秀。
当地时间11月2日,意大利佛罗伦萨,22/23赛季女排意甲常规赛第4轮,加盟意甲斯坎迪奇俱乐部的朱婷替补出战完成首秀。图片来源:ICphoto新起点,新气象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朱婷自东京奥运会后,时隔14个月重返赛场。虽然久疏战阵,但朱婷在一传、防守、拦网方面的表现依旧可圈可点。
第二局相持到12平后,主教练巴尔博里尼首次派上朱婷。长时间不打比赛的朱婷很快成为对手的追发对象。不过,朱婷短暂适应后展示出了强大的实力,很快拿到了第一分。
第三局比分落后时,朱婷再度登场,并凭借拦网帮助球队兑现赛点。有限的上场时间内,朱婷一共得到6分,其中包括5分进攻与1分拦网。
看到健康的朱婷重新回归赛场,球迷们送上祝福的同时,也在感叹她的王者气质。
希望找回巅峰状态
去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后,朱婷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按下了“暂停键”。
一方面,困扰她多年的手腕伤病需要一次彻底的治疗;另一方面,朱婷表示:“只有离开一段时间,再面对排球,认知程度才会有新的提升。”
今年4月份,朱婷在个人社交媒体上透露了手术成功的消息。完成手腕手术之后,朱婷选择留在欧洲进行康复治疗:“我会先把伤治好,然后给自己放一个假,让自己沉静下来。”
没有比赛的那段日子里,朱婷终于有机会体验一把普通人的生活。她教小朋友们打排球,参加马拉松比赛,并且现身网球赛场,体验着作为球迷的幸福。
有时候,短暂停留是为了更好地出发。今夏,修养一段时间的朱婷与意甲俱乐部斯坎迪奇签约。重新开启留洋生涯的朱婷,给自己设置了新的目标:“我希望自己的状态回到最高峰。”
还想再打两届奥运会
眼下,朱婷还不满28岁,正值当打之年。无论是在国家队还是在俱乐部,朱婷已经取得后人难以比肩的成就,但将排球视为一切的她,并不想就此止步。她始终挂念着中国女排,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朱婷明确表示,她还想再打两届奥运会。
资料图:东京奥运会期间,中国队球员朱婷在比赛间隙。 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在朱婷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国际排坛日异月殊。东京奥运后,美国、巴西、塞尔维亚女排“三足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意大利女排凭借着埃格努和塞拉,其实力也不容小觑。
亚洲球队中,金软景退出国家队,韩国女排实力呈现断崖式下跌。日本女排进入巴黎周期后换了新帅,真锅政义的到来让处在低谷中的球队看到了希望。而在世锦赛中表现可圈可点的泰国女排,也正在向亚洲第一的位置发起冲击……
纵观2022年的世界大赛,中国女排目前尚未站上过领奖台。颜妮的退役、朱婷的伤病、张常宁的“休战”……使得球队不得不面临新老交替的阵痛期。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朱婷伤愈归来,实力和状态依旧在线。对于处在困境的中国女排而言,无疑也是利好消息。
新赛季的意甲联赛刚刚揭幕,朱婷虽然完成首秀,但她的右手手腕依旧缠着厚厚的绷带,扣球实力也还没有恢复到巅峰状态。不过随着赛程的深入,我们相信,曾经叱咤赛场的“ZHUper”,迟早会回到球迷的视野。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资料图:光伏板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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